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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爆發的薄熙來事件讓中共高層的貪污腐敗問題與連帶的政治鬥爭登上新聞頭條。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畫、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人接連被判刑，固然展現了習近平打貪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讓人好奇：中國的貪腐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下一個被抓的「老虎」又會是誰？
　　
　　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在《出賣中國》中，利用中國媒體與司法部門已經公開的260個貪腐案件進行深度的分析比較，系統性地探索這些貪腐案件牽連的廣度、深度、運作模式、制度與歷史起源，以及對中國國家與共產黨當局造成的危害。裴敏欣指出，大規模貪腐的源頭是1990年代中共不完全的產權改革與中央權力下放的結果。中共菁英刻意製造法律上財產權的模糊空間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以權換錢的誘惑與日俱增，也成為加官進爵的不二法門。各單位「一把手」與企業家、黑道勾結，非法出賣國有企業、礦產、土地、官位，成為普遍性、長期性現象。這不僅侵害本該屬於中國老百姓的權益、在地方出現「黑道治國」之惡習，也在黨內造成上下交相賊、劣幣驅逐良幣的「塌方式腐敗」。中國統治結構腐敗之深，已經到了如蛆附骨的程度。
　　
　　★缺乏民主機制，打貪難以落實★
　　★但即使發生革命，貪腐集團仍能掌握中國★
　　
　　《出賣中國》語重心長地指出，由於貪腐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生態的一環，不僅大刀闊斧的打貪難以展開，出於政治企圖的打貪反而只會製造統治菁英之間的猜忌與仇恨，危害獨裁政權的凝聚力。
　　
　　與俄羅斯等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相比可發現，能有效解決貪腐問題的是民主機制，然而中共不可能主動改變它所依附的政治與經濟體制，因為這正是中共壟斷權力的基礎。就算因為內部分裂、經濟動盪、群眾起義，或對外戰爭失利而導致中共的突然瓦解，中國也難以立即迎來民主，因為權貴資本主義的遺毒──巨大的貧富差距、黑道治國、囊括大量經濟資源的權貴──仍會在脆弱的新民主體制中享有極大的政治實力。
　　
　　本書以嚴謹的學術方法分析中共的貪腐現象以及其與威權主義、經濟發展、民主轉型之間的關係，並對中國未來做出清醒而沉痛的預測。對任何關心中國與中國對台灣之影響的讀者，本書都不容錯過。　　

名人推薦

　　推薦序：
　　胡采蘋：前北京《財經》雜誌記者、阿里巴巴集團《天下網商》執行主編

　　推薦人：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林濁水：前立法委員
　　徐斯儉：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黃亞生：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副院長及政治經濟學教授

　　馬丁‧沃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
　　習近平宣稱他要消滅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中的貪腐。然而，全球最博學多智的裴敏欣教授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貪腐就是中國的體制。市場的自由化、缺乏明確的財產權，導致懂得拉關係、走門道的人劫掠國有資產，聚斂鉅額財富。（www.ft.com/content/315c348e-b819-11e6-ba85-95d1533d9a62?mhq5j=e2）

　　裴敏欣也指出，中國的強人很容易就利用貪汙作為打擊政敵的藉口。然而，打貪之所以這麼有效正是因為它符合民意。以中國官方公佈的資訊為證據，裴敏欣證明「勾結式腐敗」是無所不在的。它腐蝕了經濟、損傷了行政體系，還淘空了中共的合法性。（www.ft.com/content/6a1b4010-be4c-11e6-8b45-b8b81dd5d080?mhq5j=e2）

　　《經濟學人》：
　　《出賣中國》是重量級的震撼彈，在理性、節制的語氣中，呈現出中國腐敗問題的嚴重性。憑藉著大量的證據，作者說明貪腐不是高速經濟成長不幸的副作用而已，而是中共刻意選擇的政策的後果。裴敏欣像醫生一般，精準剖析貪腐在中國中央、省市、城鎮每個層級的運作，腐蝕了黨國體系的每一個環節，顛覆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任何人想要瞭解今天的中國，或想在任何方面、任何層級與中國打交道，都必讀此書。

　　黃亞生（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副院長）：
　　關於中國蓬勃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討論儘管很多，但《出賣中國》精闢的著作提醒大家注意中國式資本主義的「品質」如何。過去從來沒有一本書能如此深刻、全面地討論中國的腐敗問題的演變，而且它來的正是時候。

　　梅兆贊（Jonathan Mirsky，《紐約時報》記者、中國問題專家）：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被無所不在、病入膏肓的腐敗給吞噬了，《出賣中國》對此現象提供了空前而細膩的分析。透過耙梳已經公開的260筆收受賄賂的司法案例，裴敏欣歸納出中國貪腐背後的網絡。貪官汙吏坐擁多位情婦、窮奢極欲的生活，以及盤根錯節的家族關係躍然紙上，讓人不禁拍案。在突破性的分析當中，裴敏欣揭露了後天安門時代中國「勾結式貪污」的嚴重性。不得不令人信服，也不得不令人嘆息。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波士頓大學政治系教授）：
　　裴敏欣對中共勾結式貪腐的分析說明了中國黨國體制的掠奪本質而且正在衰敗當中。這本書是首屈一指的中國研究專家的傑出作品。

　　魏昂德（Andrew Walder，史丹佛大學社會系教授）：
　　裴敏欣條理分明地剖析中國「貪婪的權貴資本主義」如何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得尾大不掉，讀之者不無膽戰心驚。對中國政治體制究竟還能維持多久，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極限，本書做出重要的貢獻。

作者簡介

裴敏欣

　　美籍華人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關注中國轉型改革、民主化與貪腐問題。目前擔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裴敏欣長期以來一直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今日中國》（China Today）、《外交官》（The Diploma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期刊發表學術文章，也常為CNN、《紐約時報》等媒體報刊撰寫評論。

　　著有《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與蘇聯的末日》（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國受困的轉型：發展式專制政府的限制》（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編有《中南海的選擇》。

譯者簡介

梁文傑

　　現任台北市議員，曾擔任過民進黨中央中國事務部副主任、政策會副執行長、《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譯著有《賣命工作的誘惑——新經濟的矛盾與選擇》、《索樂文報告：中國談判行為大剖析》與《奧運的詛咒：奧運、世足等全球運動賽會如何危害主辦城市的觀光、經濟與長期發展？》

　　私底下的梁文傑熱愛香港漫畫、乒乓球，關心體壇賽事。

第一章  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制度變革如何滋生腐敗
 
腐敗的機會和動機
 
要瞭解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特別是為什麼勾結腐敗會在1990年代之後大量出現，我們必須同時檢視微觀的動機和巨觀的制度與政策變化。我們必須解釋為什麼一種在1980年代還很罕見的行為會在1990年代變得非常普遍。現有關於勾結的理論只能提供部份解答。比方說，如果光用利益極大化和降低風險的動機就可以解檡，那勾結腐敗就應該是一種長期性的現象。然而，1980年代的個別性腐敗和1990年代的集體勾結性腐敗的差別太大，光用這兩種動機很難解釋官員勾結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官員總是在追求利益極大化和降低風險，那為什麼在1990年代之前沒有這麼做？
 
我們的答案是，1990年代初期的政策和制度變化大幅改變了中國官員的動機、風險回報的計算以及勾結的能力。而1990年代初最大的政策和制度變化，就是國家財產所有制有了部份和漸進式的改變，催生了勾結的機會和動機。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加速。雖然1990年代的改革主軸是自由化，但很快的，為了繞過意識型態爭議而名為「產權改革」的私有化成為1992年後改革的主軸。當然，產權改革在1980年代就小規模而審慎實驗過，但因為保守派的反對，中國政府沒有把實驗範圍擴大。保守派的聲音在鄧小平南巡之後被削弱，產權改革也隨之加速。但是中國的產權改革比較不那麼激進。中國政府不是搞完全私有化，而是把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其背後的經濟思維是很清楚的，把「所有權」(ownership right)和「控制權」(control right)分離就可以提高管理者的經營動機，創造出控制權的市場(控制權的中國標準用詞是「使用權」)。中國的狀況太複雜，產權改革的形式繁多，「私有化」一詞無法總括其多樣性。私有化(國家把所有權及控制權都移轉到私人手上)當然是有的，但許多財產只是轉移了使用權(例如土地和礦產)，有些財產只是在政府之間轉手(從中央轉給地方)。更複雜的是，行政權力的下放讓地方官員和國企幹部得到前所未有的控制權，尤其是分配資金、簽定大型合同和決定土地如何使用的權力。